“时代变了，观众不再看一部电影制作规模有多大、花了多少钱做特效、请了多大牌的明星，观众就看这个电影跟自己有没有共鸣，讲的是不是自己向往的生活或者期待的秩序，以及看完电影有没有想表达的欲望。”
“如果你选择的是个人化的小众表达，就不要奢求所有观众都接受，这不合理。我们不能既要又要。”
6月14日，《年会不能停！》导演、编剧董润年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SIFF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终选推荐团成员，与文牧野等资深电影人一起揭晓2026年入选影人名单，编剧周运海，制片人胡婧、踢替、谢好吃，导演白雪、苏彪、滕丛丛、王通、徐磊等9位青年影人入选。
当天，董润年与新潮观鱼等媒体对话，围绕青年创作者的困惑、剧作如何避免“自嗨”，以及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该怎么努力等话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到，以前大家总说好像有个“影视圈”，其实不存在这样一个“圈”，只要创作了作品，有很多办法能被人看到。
[整理/新潮观鱼胡雨清]
“如果你创作不是为了讨好也不是为了炫耀，有想表达的就去拍”
问：董导您好，2021年您担任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的年度推荐人，今年又以终选推荐人身份参与青年影人扶持计划，从“看项目”到“选人”，您觉得哪个更难判断？
董润年：在我看来，本质上都是选人。因为电影创作的核心是创作者本身。在创投阶段，我们会结合创作者自身给我们的感受，创作者的状态和对项目的理解来选项目。不同在于，创投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非常崭新的创作者，他们第一次写剧本、做长片，这次SIFFYOUNG的入选者虽然年轻，但已有不少优秀作品，比如徐磊、周运海，还有其他几位制片人，很多履历甚至比我更出色，我很荣幸能投他们一票。这样的扶持计划能给青年创作者更多信心和帮助，让大家能更无忧无虑、更专注地投入创作。
问：在您看来，青年创作者如何避免“自嗨式创作”，找到自我表达与市场的平衡？
董润年：每一份个人情感和经历，都有被看见、被倾听的价值。但电影毕竟需要资金投入，有产品属性，所以真正要平衡的是在做私人化表达的时候，成本与产出回报。
我建议年轻创作者，如果你真心有非常想表达的个人情感，并且你对此深信不疑，不是为了讨好某一部分观众，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高深，而是真的想说给观众听，那就可以大胆去做。但要控制成本，预估能跟你同频共振的观众可能没有那么多，在合理的成本区间里完成这个作品。这样既能让作品被可能产生共鸣的观众看到，又不会给投资人和自己带来过大压力，以至于影响后续创作。其实在这个时代，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2016年我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听侯孝贤导演的大师班，本以为侯导是“电影原教旨主义者”，但那天他却说年轻人拍电影不要想那么多，现在智能手机就能拍出很好的影像，直接去拍就好。他鼓励所有创作者抛开这些束缚，拍电影不一定得用多专业的摄影机或者多复杂的灯光，用手机也能拍出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作品。
侯导本人就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历直观表达给观众的导演，他的作品中有很多私人情感，但他找到了与一部分观众对话的路径。所以我认为年轻创作者要思考的不是如何平衡小众表达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而是先确定自己想表达什么，再找到与之匹配的合理的制作方式。
问：在行业整体收缩、机会变少的背景下，您作为从编剧成长起来的导演，觉得国内编剧行业发展现状如何？
董润年：其实整个电影行业和上海国际电影节评选都很重视编剧的作用和编剧的代表性，我也希望未来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能增加编剧的入选名额，但目前现实是，国内真正的职业编剧数量偏少。跟海外比起来，尤其是跟好莱坞这样成熟的电影市场比起来，国内能独立完成电影作品的成熟编剧还是不够多。
我希望在整个行业越来越重视故事和剧作的前提下，有更多的年轻编剧能更加努力，提高剧作水平，从而被观众看见。好在如今的观众逐渐关注到编剧的重要性，只有当观众群体越来越重视电影的剧作，越来越重视编剧在一个作品里的作用时，才能推动整个编剧行业进一步壮大。
“如果你选择的是小众表达，就别奢求所有人接受，不能既要又要”
问：根据您的观察，青年影人在创作现实题材时容易陷入怎样的误区？您认为青年导演应该如何捕捉当下的社会情绪，才能拍出兼具娱乐性与批判性的现实题材？
董润年：近几年在创投和青年导演扶持项目中，我发现一个现象——青年电影人在创作故事的过程中，容易受已有电影作品的影响，这也能理解，当代年轻人生活范畴有点狭窄。很多人可能平时主要靠手机和互联网接触社会，除了上班，业余生活比较单一。
所以青年创作者最需要做的不是所谓的“捕捉社会情绪”，而是要让自己真正进入社会，进入生活，在自身的体验中感受当下年轻人、普通劳动者、普通观众，他们到底在焦虑什么、高兴什么、期待什么。“捕捉”这个词带有俯视感，好像你高高在上地试图体恤民情，试图理解社会情绪，如果是这样一个姿态，即便能抓到了情绪也未必能表达好，因为那不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
创作者要想各种办法真正深入生活，真正地跟你希望沟通的观众站在一起，不是面对观众，而是要跟观众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生活中的难题，我觉得这样才能真正明白观众的情绪和诉求。
问：您刚才提到侯孝贤导演对您的启发，侯导当年出了名地爱用素人演员，那些演员的表演也许很青涩，但很生活化，而且因为剧本好可以被看见。如今电影市场变化巨大，影响一部电影票房的因素很多，码到很好的演员阵容，也不一定有好的市场效果，您怎么看？
董润年：说到侯导用素人演员，今年蓝鸿春导演的《给阿嬷的情书》又是个例子。时代变了，观众不再看一部电影制作规模有多大、花了多少钱做特效、请了多大牌的明星，观众就看这个电影跟自己有没有共鸣，讲的是不是自己向往的生活或者期待的秩序，以及看完电影有没有想表达的欲望，这是现在整个电影市场的变化。
其实全世界范围内电影产业都在发生这样一个巨变——只要踏踏实实地做好作品，在这个时代都有机会被看到。比如今年北美市场非常火的两部电影，《后室》（TheBackrooms）和《痴迷》（Obsession），导演都是20多岁的YouTube创作者，他们凭爱好做出来的作品，很受年轻观众喜欢。
电影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有时候变得我们都认不出来这还是不是电影，但这不重要，创作者要做的就是找一个形式，把真正想对观众说的话说出来，只要你真的说出来了，一定有一部分观众能听到、看到。
如果你选择的是个人化的小众表达，就不要奢求所有观众都接受，这不合理。我们不能既要又要。你创作一个作品，其实就是在寻求：这部作品的观众是谁？他们有多少人？他们的理解、三观和想象跟我一不一样？
我以前觉得宣传推广对年轻创作者很重要，但最近我真觉得，只要把作品本身做好，就一定能被看到，区别只是被哪一部分观众看到而已。所以在剧作上，青年创作者一定要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能力。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决心和意志力。我合作过很多优秀导演，不管多成熟，每次电影创作过程，凶险和困难的程度都一样，大家愁苦的事、觉得搞不定的事其实都一样。不同的是，很多优秀导演的意志力非常强大，他们坚信自己能做成，而且这种信念能鼓舞身边的人，让投资者、合作者都信任他，甚至让观众也能感受到，因此更信任他的作品。这样的意志力、决心、韧劲对导演非常重要，表现形式可能不同，有人强烈有人柔和。我特别希望青年创作者身上能呈现出这种韧劲，只有这样，所有人才会信任你，才能劲往一处使，把作品做好。
“没有所谓的‘影视圈’，想拍就努力拍”
问：很多年轻创作者可能还处于有想法，但不知道进这个行业第一步该怎么走的状态，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董润年：当下年轻导演被看到主要有两条主流路径：一是写剧本，不断完善自己的写作能力，再不停投给影视公司或电影节创投项目，用题材和剧本质量吸引人，让人家信任你，给你投资拍片。
二是利用好发达的互联网，只要你拍的东西足够好，不管是短片还是短视频，真正有创造力和深度的东西其实都能被看见，这也是证明讲故事能力的一种方式。
影视行业不会天上掉馅饼，被看到一定是因为你做了努力、付出了让人能看见你的行动。年轻创作者别想太多，不停做就行了：一部短片拍完没什么好的反响，可以再拍下一部，一个剧本被创投项目拒绝了或者没得奖，就继续写。只有不停地往前进，才能让自己真正获得创作环境
还有一点，别被“影视圈”这种说法误导了，大家总说你得进入到所谓的“影视圈”，其实据我观察，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圈”，任何人创作了东西都有很多办法能被人看到。前几年有一些优秀的动画片，甚至通过众筹的方式来获得拍摄机会。我觉得大家不要多想，努力去干，一直往前闯，就有机会。
问：您觉得包括上海国际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在内的各类电影节创作训练营和扶持项目，能给青年创作者什么实际帮助？
董润年：从我个人经验来说，很多创作能力是靠长时间训练来获得的。我自己锻炼剧作能力，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有将近10年时间一直在做编剧，每年写作量很大，那段时间我大概反反复复写了600万字的剧作内容。我觉得只有训练强度到了一定程度，字数写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掌握创作中的各种技巧和技术。当然一定有天才，他们本能就会讲故事，但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得靠不懈的努力和不间断的训练。
我也看到很多参加创投的青年导演，几年就一直在磨一个剧本。我觉得如果能让他们有更多实操训练的机会，有更多写作和训练的过程，对他们的成长会很有帮助。我也希望，不光是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其他各个电影节都能增加对创作者技能的训练，这很有好处。
因为即便是专业院校，几年下来要教学的东西非常多，也很难，学生在校时并不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但当他真正开始创作，摸爬滚打几年，在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以后，反而会意识到自己缺陷在哪，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当初在学校觉得不重要的东西，现在发现其实很重要，但再想回学校学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我们整个行业能帮助这些青年导演在这个阶段提高技能，对整个影视行业、对创作者、对观众都是好事。
美港通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